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读懂古蜀文明（图）

如果要读懂古蜀文明，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必打卡之地。让我们把聚光灯分别打在四川·成都·金沙遗址博物馆，和四川·广汉·三星堆遗址，看看能在这里观赏到哪些特别的文物。

三星堆博物馆

国之重器的饕餮盛宴

“三星堆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、古国、古蜀文化遗址。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，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，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，被誉为‘长江文明之源’。”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告诉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，三星堆是古蜀国都城所在地。三星堆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，在同时期下可以与同期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相媲美，既独树一帜又相互关联，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若论全国博物馆顶流，三星堆博物馆一定位列其中。“青铜大立人，是三星堆博物馆不可错过的文物。”朱亚蓉表示，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，无论从服饰、形象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，大立人都堪称青铜像中的“领袖”人物。就全世界范围来看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。

其实，在金沙遗址也出土过商周铜立人，两者之间除了体量、发式等差别外，也有大体相同之处。“从体量上看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金沙铜立人的大小悬殊，但从图像特征、重要象征符号的运用上，却是一脉相承。” 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告诉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，二者总体的赋形方式一致，包括总体姿态(立姿)、戴冠(太阳冠)、具有宗教祭祀意味的双手姿势等。虽体量有别，但显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。就造像本身看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金沙铜立人都应是反映某种祭祀情境。“我个人认为，两尊造像内涵大体一致，都可能与‘日祭’仪式有关。二者体量之所以差别甚大，可能与相应时期财力、铜矿石原料获得的难易度有关。”

看到金杖的一刻，犹如看到古蜀国王拿着这一象征最高权力的“法器”，指挥着古蜀臣民的一切。全长1.42米，直径2.3厘米，净重约500克的金杖，系金条捶打成金皮后，再包卷在木杖上而成。靠近细看，端头上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。杖内部上方有两只鸟头部相对，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，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。

而在金沙遗址也有一件类似的文物--金王冠带，两件文物上有惊人相似的图案，都出现了鱼、鸟和箭的元素，吴维羲表示，目前学术界有观点认为，该图案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，形成了鱼凫王朝；图案中鱼和鸟的图案便是鱼凫王朝的徽号、标志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金杖上的鱼、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，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，对这件法器性质则有“王杖说”“法杖说”“祭杖说”等，“不论是哪种看法，认为金杖具有‘权杖’的性质是一致的外，也有很多相同性和差异性。”

金沙遗址

博物馆变网红打卡地

“最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，金沙遗址就有人群活动的遗存。祭祀习俗不晚于距今3500年左右，这几乎和三星堆遗址作为都邑的时代同时。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，金沙遗址物质文明最辉煌的时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，其间很多文化因素极有可能受了三星堆影响：文化遗存相类，都有专门的祭祀区、居住区、生活区、墓葬区，以稻作农业为主，祭祀文化浓厚，神权政治非常明显，器类同质化现象亦非常明显。“从这个层面来说，不可否认它们有着极深的渊源。”

不过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在考古学家们不断追问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中，朱章义认为，“从种种迹象看，它们的主体文化明显有前后延续的物证可循，因此，我们还是倾向于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文化承袭与发展关系。”

其实，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仅仅是博物馆，更是一座遗址公园。考古发掘现场、珍品陈列、森林、草地、小鹿，都让人忍不住拍照留念。在与金沙鹿苑的梅花鹿互动时，回想起埋藏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内数以千计的鹿角，仿若闯入了另一个时空，踏上古蜀文明之路。

遗迹馆和陈列馆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内的两大必逛馆，分别位于摸底河的南北两岸，一方一圆，刚柔并济。“遗迹馆是金沙遗址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发掘地，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，延续时间最长，祭祀遗迹、遗物最丰富的祭祀遗存。站在内，能看到发掘现场的原生态场景，可以沉浸式感受3000年前古蜀王国气势恢宏的滨河祭祀场面。”朱章义说。

陈列馆内，“太阳神鸟”金饰图案静静躺在中央，熠熠生辉，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、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曾说，“太阳神鸟诞生于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，又在21世纪第一缕曙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之时出土。这图案多漂亮、多神气，多么富有动感，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标志，我认为是很好的选择。”

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告诉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，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、三星堆遗址、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，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，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“多元一体”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佐证。